原标题:日本人能坏到什么程度?集人类大恶大毒的500多种酷刑将东北变成人间地狱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caodi_zhoukan吉林省两位专家经过十年专题研究发现,日本侵华时期特别是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利用和“发明”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残忍折磨和虐杀抗日军民、普通群众以及盟军战俘等外国人。这些酷刑多达34类、500余种,可谓集古今中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空前绝后,罄竹难书。

有关专家认为,日本侵略者的酷刑虽然不能摧毁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但应该引起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与警惕。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把酷刑拷问列为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之一,而酷刑作为侵华日军的集体犯罪行为,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揭露与清算。

辽宁北票炭矿日本侵略者残害特殊工人的刑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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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揭露日本侵略者酷刑

在二战后中外有关日本侵华暴行的研究中,往往集中在大屠杀、“慰安妇”和人体实验、细菌战与化学战方面,而对日寇及其帮凶在中国各地对抗日军民和普通群众普遍施行的多种多样的酷刑、虐待,因重视不足而没有开展深入研究。有鉴于此,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研究员王宜田和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巩艳,历时十年,对侵华日军主要在东北实施的酷刑进行了专题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散见于各类战争史实的中外档案资料或著作中寻找相关记述并进行归类总结,2016年末,他们的专著《罪恶——东北沦陷时期日军酷刑犯罪实证》(以下简称《罪恶》)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中外第一部专门从酷刑角度揭露二战日军暴行的研究专著。

“要把侵华日军酷刑的种类写全、把同胞受难的经历写全、写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其酷刑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我们只能以刑具的物理性质和受刑人的部位加以分类和命名。”王宜田说。

记者强忍着精神痛苦,多次翻过《罪恶》这本书,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无论是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水刑,还是美国中情局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水刑,乃至一些国家警察对示威者使用的辣椒水喷雾剂,比起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实施的“水刑”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据《罪恶》披露,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铁路和领事馆警察署的同时,就把“灌凉水”酷刑引进来对中国人使用。据统计,在伪满洲国,日本军警宪特使用的灌凉水方法就有33种之多,如灌辣椒水、灌煤油、灌凉水掺小米、灌凉水掺头发、灌臭水、灌马尿、灌粪便、浇开水……在华北,侵华日军和汉奸打手竟给灌辣椒水起个“好听”的名字——“放焰火”,因为人被倒着灌辣椒水时,会呛得从鼻子嘴里喷出血水来,喷得老高。实际上,二战期间,所有被日本军队侵占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宪兵都使用过灌凉水、辣椒水的酷刑,新加坡华侨把这种酷刑叫“东京酒攻”,闻之色变。

日本在中国东北“集团部落”里实施的部分酷刑 新华社记者 周长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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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揭露“恶魔”真面目:日本侵略者集体犯罪

“酷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极其野蛮残暴的行为,而侵华日军酷刑之酷、之虐、之恶、之毒、之暴、之耻,更是达到了极点,非语言能形容,真是正常人不能为,善良人不愿想,心软人不忍睹,胆小人不敢看,其暴虐残酷无耻的程度是人类酷刑史上罕见的。”王宜田说。

研究表明,日本的酷刑犯罪是以日本国家法律、法令和军队命令为依据,由日本宪兵、军队、警察、特务、看守、监工、开拓民、教师等共同实施,并唆使、强迫伪满洲国军、警、宪、特、汉奸等参与其中,共同加害于中国抗日军民和普通群众,其残忍程度超出当代人的想象,是日本的地地道道的国家战争犯罪。

王宜田认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族人民实施的酷刑不但是日本法律明文规定的,而且是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颁布条例、命令执行的,更是在日本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各级军官命令下实施的。从其性质上来看,这是国家与个体共同实施的“依法行为”,体现出酷刑罪恶的国家属性,是日本侵略者的集体犯罪。

在日本宪兵训练大纲中就列入了刑讯方法,包括鞭打、灌水、火烧、水烫、电休克、膝关节脱臼、悬梁、跪利刃、切除手指甲和脚趾甲,以及折断手指和脚趾。许多宪兵军官还“发明”自己一套刑讯花样,在其侵占地区肆无忌惮地使用。

二战时期,盟军缴获的《日军审讯守则》第二节称:“通常应使用的手段有……一般的拷问、毒打、撞击和一切能使肉体痛苦的方法……”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制定的《俘虏审讯要领》,规定了使用酷刑原则和具体酷刑,并规定“拷问要持续给肉体以痛苦……拷问实施的手段要考虑方法简便,没有残忍感,痛苦的持续性强,不留伤害的痕迹”。有了这样的官方法律依据,日伪军警宪特拷打中国的抗日人士和无辜民众时更加有恃无恐、毫无人性。

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对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的部分酷刑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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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制造“人间地狱”令人发指

据《罪恶》一书披露,在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和其帮凶不仅将古今中外各种酷刑“发扬光大”,还“发明”了很多更为残忍的酷刑。

比如,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冬有各种“冻刑”方法:最普通的是浇凉水,还有先打后冻,光脚在雪地上冻,趴冰上冻,塞水缸里冻,裸体在室外站立,裸体坐雪地上浇凉水,绑电线杆或旗杆上冻,还有什么“打坐”(把人赤身裸体埋雪堆里、外面只留个脑袋),“蘸糖葫芦”(叫人跳冰窟窿里“洗澡”、出来被风一吹冻成冰人),“冻冰棍儿”(把人衣服扒光、绑上,站在冰天雪地里浇凉水)……

卑鄙无耻、心理变态的日本侵略者还“发明”了各种“阴刑”,即对男女性器官实施火烧、针刺、刀捅、脚踢,甚至用猪鬃刺尿道,用狼狗咬男性生殖器,割下妇女乳房,剖开孕妇肚子,往阴道里塞瓶子……其龌龊下流之酷刑,绝非当今的人们所能想象。

日本侵略者魔鬼般的酷刑折磨和其他暴行,对于沦陷区特别是东北人民来说无异于“人间地狱”一般。酷刑甚至激起了一些尚有良知的伪满洲国警察的严重不满甚至武装暴动。

1945年4月5日,伪满黑龙江通河县“警尉补”王金财率领部分警察发动暴动。他们打开县“矫正局”监狱大门,释放了被关押的爱国民众180多人;占领伪警备队,解救了关押在此的东北抗联三路军迫击炮营营长谢洪升;最后占领伪县公署,武装起300人的起义队伍,向城内的日伪军警官吏进攻,打死日本军警34人、伪满特务2人,放火烧毁县公署大楼、警察署、汽油库和大批物资。这就是震惊伪满洲国的“通河事件”,又称“四六”反日暴动事件。4月6日,日伪当局紧急调动邻近地区大批军警将暴动扑灭。8月12日,王金财等被捕的37人在佳木斯被日寇枪杀。

据调查,王金财领导暴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难以容忍日伪特务和警察对中国同胞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暴动发生前,他负责守卫县“矫正局”监狱。当时日伪当局大肆逮捕当地抗日民众并严刑拷打,使关押在此监狱的267人中被折磨致死达188人。受刑同胞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死亡者的尸体被扔到附近田地里。基于同情、怜悯和义愤,王金财遂带领亲信毅然发动了反日暴动。“通河事件”给日伪当局以强烈的震撼,迫使他们暂时停止了在通河县的“矫正”政策。

大连金州“日本军队医院”日军残害中国劳工的部分刑具(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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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难撼共产党人革命意志

王宜田说,研究发现,在伪满洲国所有遭受日本酷刑拷打的人群中,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强的。因此,他们在《罪恶》一书专写了“日本酷刑下的共产党员”一节,讲述了杨靖宇、张浩(林育英)、赵一曼、金剑啸、于天放等人意志如钢、气贯长虹的英勇事迹。此外,还在“日军酷刑下的爱国志士”一节中,介绍了一些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东北义勇军、国民党爱国人士和普通百姓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硝烟弥漫的冰天雪地战场上,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已闻名遐迩,他在日寇酷刑面前的坚贞不屈却少有人知。那是1929年7月,党中央派遣正在上海学习、化名张贯一的杨靖宇到东北工作,中共满洲省委任命他为中共抚顺特支书记。8月30日,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敌人根据情报断定张贯一是新来的共产党人,当晚就开始审讯。马尚德在老家河南从事革命斗争时曾3次被捕,有着刚强的革命意志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敌人不论怎么审讯,他一直坚称自己是开杂货铺的,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连续几天,敌人使用了坐老虎凳、皮鞭抽、灌凉水、灌马尿、上大挂、烙铁烙、蚊虫叮咬、水牢浸泡等酷刑,他被折磨得伤口感染、腐烂,高烧不退、气息奄奄,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后来他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1931年4月刑满出狱后又不幸被捕。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才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投入到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伟大斗争中。

抗联女英雄、共产党员赵一曼在日寇的酷刑下意志如钢,英勇就义(资料照片翻拍 2月5日摄)

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因伤被俘后,日本警察特务为逼她供出情报,无所不用其极,对她先是施用钢丝鞭抽、老虎凳、竹筷夹手指和脚趾、拔牙齿、灌凉水、压杠子、搓肋骨等“轻刑”,后来又使用盐刑(向伤口撒盐)、钢针、铁钎、竹扦刺指甲缝、烙铁烙胸背大腿以及坐电椅子等“重刑”,还有难以描述的专门刺伤女人柔软之处的酷刑,但都未能使她屈服。在赵一曼就医监护治疗期间,敌人还“抓住她的头发往墙上乱撞,用烟头烫伤她的脸,成绺地揪下她的头发”,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尽管如此,她始终守口如瓶,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直到最后英勇就义。

于天放,又名王文礼,是黑龙江呼兰人,曾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政治委员、总部军政特派员兼宣传科长。他被捕后奇迹般地从伪满北安监狱逃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大学校长等职。1944年12月19日,因叛徒出卖,于天放被伪庆安县警察署逮捕。入狱第一个月,日本特务为了收买他,用尽各种办法软化他,但他毫不为其所动。敌人开始对他使用酷刑,先打手板、用皮鞭抽后背,然后是灌凉水、吃“红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肤),最后用电刑,几乎尝遍了所有的酷刑。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道:

“其中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人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有一种电刑,碰上不能马上昏死过去,专使心脏震动,非常难忍。这些酷刑,我受过五六次。”

无论多么惨绝人寰的酷刑,铮铮铁骨的于天放都咬牙挺过来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一直考虑如何越狱,利用放风的机会摸清了看守的位置和看守放钥匙的地方。终于在1945年7月12日与另外一名抗联战士赵忠良一起,打死日本看守成功越狱,并在人民群众掩护下脱险。当时伪满洲国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了一大半。”日寇以物资和钱币总计百万元的价格悬赏捉拿于天放,并威胁“谁要隐藏,全村诛灭”,还组织了疯狂的大追捕,逼迫数十万当地百姓“拉大网”搜寻。这是日寇在“8·15”投降前夕对东北抗联最大规模的一次军政行动。在1954年国庆节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于天放握手时,诙谐幽默地对他说:“天放,抓不到;今天,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日本侵略者与溥仪狼狈为奸,将伪满洲国变成中国东北的“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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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历史呼唤良知

为什么“二战”中日本侵略者对被占领区人民会施行这样多的酷刑,而且其规模大得超出想象?有关专家分析说,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残暴本质,加上当年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劣根性,导致日本侵略者的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这是必须深刻反思反省的日本战争罪行。

中国第二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马振犊认为,酷刑虐待是日本军队二战暴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往往是直接导致受害者被屠戮死亡的原因,曾有无数中国同胞与朝鲜、苏联、英美及南洋各国人士死在日军的酷刑之下,其危害程度绝不亚于日军大屠杀等暴行。日本法西斯企图用这种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震慑各地的反日活动,在民众中造成高压与恐慌,来达到其维护法西斯统治的目的。

马振犊说,侵华日军在施行多种酷刑手段与方式方法方面的残忍性、多样性与普遍性,不仅达到了空前绝后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且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残忍与残暴手段之大成,其内容方式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所作所为的残忍度及其下流性,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也无法直面,不忍或不敢叙述。

事实上,面对当时的日军酷刑照片和文字记录,即使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忍看读,甚至产生心理上的疾患。例如当年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美国人魏特琳,以及几十年后的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张纯如,最后都是因饱受日军酷刑暴行的强烈刺激、不能摆脱心理阴影而最终自杀。王宜田曾多次自问:中华民族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巨大的磨难?无辜的同胞为什么会沦为魔鬼施虐的羔羊?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他说:“捍卫尊严需要实力,更需要勇气、胆量和血性。当一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时候,悲剧才不会重演。我们研究酷刑、记录痛苦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增加仇恨,而是为了正视历史,呼唤良知和理性!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萌!俄罗斯一航空公司给飞机换上哈士奇涂装

7月25日,@穷游网发布微博称,俄罗斯Nordstar航空公司给自家的飞机全部换上了哈士奇涂装!蓝色的围巾,蠢萌的表情……太可爱了!

俄罗斯Nordstar航空公司飞机换上哈士奇涂装7月26日,这一消息得到了国际在线的证实。 俄罗斯Nordstar航空公司飞机换上哈士奇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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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两度“空降”山西的厅官操学诚职务有变

据山西朔州新闻网“市级领导”更新显示,操学诚任朔州市委副书记。

此前,操学诚任职山西省旅发委正厅级副主任。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2016年11月,操学诚由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党委书记,调任山西省旅发委副主任。这是他仕途中第二次“空降”山西。

操学诚出生于1965年2月,1983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安徽医科大学工作3年,后往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研究生学业。

研究生毕业后,1993年7月,操学诚进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开始了在共青团系统21年的工作生涯。

进入团中央宣传部后不到一年,1994年5月起,历任该部思想教育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1996年5月,他又升为思想教育处副处长,后调任理论宣传处处长。2003年10月,操学诚升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至2006年4月卸任。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任职团中央后期,操学诚的工作与中国青少年宫协会产生交集。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是共青团中央主管的社会团体,成立于1988年,任务是搭建全国青少年宫系统事业发展的平台,促进青少年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相互配合与衔接。

2005年7月,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宣部等联合举办“小时候”社会教育系列活动,目的是“展示青少年宫等校外活动场所在社会教育领域取得的成绩”。

“小时候”活动开展期间,2006年4月,操学诚离开了工作13年的团中央,“加盟”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担任秘书长、副会长,被明确为正局级干部。

当年8月,操学诚调任共青团主管的另一个协会——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任党组书记、秘书长,期间还当选为第十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共青团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2012年1月递补为共青团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2012年3月,操学诚首次离开共青团系统、“空降”山西大同,挂职出任中共大同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同年7月,被任命为大同市副市长。

在大同期间,操学诚负责文化、旅游、民族宗教事务、文物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工作。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初到大同时,恰逢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大刀阔斧地开展“名城复兴工程”,在修葺老城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新大同。

2013年2月,耿彦波调离大同,赴任太原。此后,操学诚仍致力推进大同的旅游文化转型,他认为:传统的煤炭产业带来的副作用越来越难以承受,而大同拥有的旅游文化资源却长年被人们忽视。

“大同就像一个被黑纱蒙住了脸的小姑娘,只有努力掀开这层纱,才能让人们看到她的美。”操学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大同的重建仍未完成,操学诚的挂职期满。

2014年冬至前一天,12月21日,大同市新闻中心向媒体确认:操学诚因挂职期满,已返回北京工作。

回到北京后,操学诚重返共青团系统的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继续任职研究会党组书记。

此后,操学诚赴山东、安徽、上海等多地调研,并召开研讨会。2016年7月,全国未成年人犯罪抽样调查启动后,操学诚先后带队赴十几个省份的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问卷抽样调查,面对面访谈未成年犯。

2016年11月,操学诚再次离开共青团系统、二度“空降”山西,出任山西省旅发委副主任,至今次职务再变。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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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台男子朝“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泼红漆 遭警方逮捕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遭泼红漆。(图片来源:台媒)

海外网3月7日电继2月28日蒋介石灵柩遭泼红漆后,位于台北市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3月7日也被一名50岁的陈姓男子泼红漆,该陈姓男子马上被警方逮捕,目前已被带回辖区派出所问讯。

据了解,陈姓男子被逮捕后,台北市前议员、中华统一促进党捍卫队队长李承龙也到达泼漆现场发表演说。截至目前,陈姓男子是否为中华统一促进党成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此前,李承龙等人曾于3月3日赴位于新北市的蔡英文父亲蔡洁生墓园,后被新北市警方拦下并带往派出所,由于李承龙等人并无任何破坏行为,警方最终让他们离开。报道称,李承龙之所以前往蔡洁生墓园,是因为不满蔡英文纵容“台独”分子朝蒋介石灵柩泼红漆,“先来勘查路线,择日将再号召众人来‘参观’”。

据了解,蔡当局上台后,将“对日关系”列为对外事务重点。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原名为“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系所谓的日本对台代表机构,蔡英文2017年3月20日曾就该机构更名一事声称,这是“台日”关系不断往前走的具体表现。

对于“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曾表示,大陆官方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同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

责任编辑:初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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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是博士就是教授,贪官拿文凭咋就这么容易?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一批官员陆续落马。

半月谈记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四多”特点。

众多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获得的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如此轻松拿下?

其实,不少贪官学历“速成”的背后隐藏着“权学同谋”的利益链,要彻底斩断,还须对贪官的文凭乱象一查到底。贪官的文凭乱象不仅污染了官场生态,也污染了教育生态。

起底落马高官学历文凭三大怪象

跨界多,傍名校。半月谈记者分析发现,这些落马高官学历多存在跨界现象:

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硕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

不仅跨界,不少落马官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响亮头衔。

本硕博学科跨界本非稀有之事,但有些落马高官的跨界实在令人不易理解。

●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的武长顺工作40余年间,从未离开过公安岗位,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其博士所学专业还是专业性极强的机械设计及理论。

他也许具有这些方面的能力,但能不能达到博士水准则不得而知。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中文专业出身,经过某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后,于2007年跨界取得了北京某名校自然地理学专业的理学博士。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仅5个月后,还被聘为该校资源学院兼职教授。

基础差,速度快。半月谈记者分析发现,不少落马官员基础学历较差,甚至没有基础学历,但这些落马高官基本上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关学历,硕士学历一般两年获得,博士学历一般3年获得,从公开报道看,没有哪位高官因为论文、答辩等环节“卡壳”而拿不到文凭。

●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2005年1月从某名校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后,仅过了5个月,就获得了该校国际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不仅是管理学、法学双博士,而且仅用一年就获得了国内某知名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交叉学,多文凭。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在陕西省农电管理局任职期间,参加了财政学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又在担任铜川市长期间,同时参加了某党校在职研究生班哲学专业学习和西北某名校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两者的重合时间接近2年。

●与此类似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任职期间,曾同时参加了法学理论专业学习和工商管理专业学习,两者的重合时间超过1年。

“权学同谋”为官员学历腐败开绿灯

官员为何对文凭趋之若鹜?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说,年龄不容易改,取得学历相对就容易些,只要把学校关系打通就行。

高校为何对此把关不严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很多官员手中掌握了资源分配权,有些高校甘愿拿教育资源与之交换,乐意招官员读硕士、博士,并在考试、毕业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永忠说,

一些高校这么做的原因,一是需求大,部分官员为了更快提拔,对文凭需求量很高;

二是办事易,这是你情我愿的交易,你的文凭是我给的,你还不得为我办点事?

三是人脉广,有些官员来读书,企业家也会因此来读,企业家对拿文凭并不感兴趣,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认识官员,这对高校创收无疑是有帮助的。

据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攻读江苏某名校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该校的校董。

根据该校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该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

同时,“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该校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该校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

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由于“权学同谋”利益链的形成,某些官员可以轻松突破招生、培养、答辩等诸多环节,顺利拿到各类文凭。熊丙奇指出,在诸多官员的学历腐败过程中,有关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仅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反而降低录取标准,为官员“深造”大开绿灯。

双向治理刹住“权学同谋”歪风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十八大以前,公费支出比较混乱,官员攻读学位各种花销,都通过各种渠道报销,自己不用花钱;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管住了钱,现在干部要读学位,得自己掏钱,热情也减少了大半。

此外,据半月谈记者统计,有相当多官员学历出自中央或地方的党校系统。“党校办官员学历教育的高潮已过,组织部门跟党校合作办班也在控制,而且,以前党校办班有助于教师创收,现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了,而且管得十分严格,党校也失去了动力。”吴锦良说,这就又切断了官员拿文凭的一个重要渠道。

虽然有所遏制,但要彻底杜绝这股歪风,并非易事。“虽然说官员自己掏钱了,但还是可以找别人买单。党校办得少了,他还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员可能会做得更加隐蔽。”吴锦良说。

李永忠认为,打击官员混文凭,不是说官员不能拿文凭,而是要合法合规地拿文凭。

对于官员读书,也要在入学考试上一视同仁,严格把好毕业关,减少走漏洞的空间。官员读书拿学历,要全程留痕,凡发现弄虚作假,一律记录在案,转交组织部门。

“如果读书尚且不诚信,为官的诚信又在哪里?对于官员的毕业论文,也可考虑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李永忠说。

专家建议,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对落马官员不能只查“政治账”“经济账”,有嫌疑的“文凭账”也应一查到底,切断“权学交易”的链条。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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