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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电 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意大利伞兵部队士官在配合警方执行普拉托地区道路安全检查过程中,其中4名士官在检查当地华人过往车辆时,涉嫌向华人司机索贿。事情败露后,4名现役职业军人被宪兵拘捕。

  据报道,受命在普拉托纺织品工业区执勤的4名士官为同一执勤小组。在今年5至7月负责配合当地警方工业区执行执勤任务期间,曾涉嫌向过往华人司机多次索取钱财,每次收取50至100欧元的“过路费”,对拒不给钱的华人司机则百般刁难。

  意大利宪兵监察机构接到举报后,立即部署了对4名士官的监控。监控过程中,宪兵发现4名士官并非在规定的地点进行执勤,而是擅自设卡盘查过往车辆,伺机向华人司机索贿。宪兵初步掌握了4名士官的犯罪证据后,经报请军事检察院批准,拘捕了涉嫌索贿的4名职业军人。

  报道称,被拘捕的4名士官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21岁,均为驻扎在皮斯托亚市的伞兵部队职业军人。目前,案件由军事检察院检察官洛伦佐·格斯特里负责,军事检察院将以涉嫌违反军纪、向他人索贿,依法向意大利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博源)

  清末民初雇主常向佣人借钱

  清末京城王公贵族家的夫人以及旁边的佣人。

  现如今,敬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在城市一直非常受欢迎。其实,在清末民初,保姆这个职业就非常受关注。

  在民国时期,保姆多叫佣人。不过老北京有个常用的俗语:“老妈子”。当时一些老太太有事没事就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怕什么——没辙了,我给人当老妈子去。”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因为当时,佣人在北京城非常受欢迎。很多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都有佣人,有的家庭甚至和佣人相处长达半辈子。

  那时的佣人也分三六九等。从年龄分:有二三十岁的、有四五十岁的,甚至有六十来岁的;从能力来分:有会烧菜做饭的,有会做针线的,有善于收拾房间的,有能说会道工于接待客人的。

  老北京介绍佣人,有专门的店面。店面一般以店主人的姓氏为标志,姓张的开的就叫“张家店”,姓李的开的就叫 “李家店”。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老北京由社会局管理此事,介绍保姆的店面都要向社会局登记注册,此举也是为了维护雇佣双方的权益和安全。这些店面也有了正式的名称——“佣工绍介所”,其门口挂一块不到一尺见方的“门楼”式木牌,下垂一红布条,写上“某某佣工绍介所”,并注明“社会局立案”。谁要雇人,就到这里联系,问明要求,便可按要求负责介绍。

  佣人介绍到雇主家,试工三天,如果中意,便可留下长干,第一天的工钱,归“绍介所”。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佣人选择雇主时,一般先问零钱多少,再谈工钱,零钱多,工钱便可少。“佣工绍介所”在佣人失业时,可以让她们免费住一段时间,并提供水、火、炊具等用于做饭。

  民国时期,在北京居住求学较长时间的文史学家邓云乡(1924-1999)对当时老北京的风土人情较为了解,他曾回忆当时的保姆情况:“我家住在皇城根陈家大院,院里住户人家,都有男女佣人,谁家用老妈子,都到灵境胡同口上的‘冯安氏佣工绍介所’去找人,那是一个高台阶三间正房,一东一西的小院,主人冯安氏当时四十来岁,能说会道,也十分负责。她介绍的‘老妈子’一般都很可靠,只是偶然要对主人耍点小手段,如洗衣服时,故意藏起一只丝袜子,却拿了一只去问大奶奶:‘您的袜子怎么只剩一只啦?’大奶奶换好衣服正要出去打牌哪里管这个,‘好、好……你拿去吧。’她便落一双丝袜子,嘴里还埋怨:‘唉,您真不在意,挺贵的东西……’”

  老北京胡同里那些富贵人家常常会雇佣人,每个月管吃管喝外,那时月工资也就几块钱,遇见善良大方的女主人偶尔会给买件儿新衣服,这些佣人就会美滋滋的。

  当年,这些佣人干的活儿主要有带孩子、做饭、做针线活儿、打扫房间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把母亲鲁老太太和原配夫人朱安接到北京定居以后,就雇了三个佣人:一个王妈,一个潘妈,一个胡妈。王妈专职侍候鲁老太太,潘妈专职侍候朱安,胡妈负责买米买菜。三个佣人的待遇是管吃管住,每人每月三元大洋。

  民国时期,这些佣人每月工钱,最高六元,最低三元,一般情况下五元和四元的情况比较多。有些佣人还有不少零钱,即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大宅门里客人多,送礼的多,买东西多,佣人都可得零钱,客人也会给佣人,这叫赏钱,买东西节省的,佣人们也会留着,这叫底子钱。

  正常的零钱收入,大宅门家里的佣人可增一倍,即四元工钱,还可分到四元零钱。如果有一两桌牌,那就更多了。如果是客人少,又不打牌的小户人家,佣人的零钱就不太多,只能在每月主人买米、买煤、买菜时得点底子钱,每买一两元的东西,可得二三十枚,最多一角钱的底子钱。这样算来,如果三四元工资,每月底子钱,再加上偶然来个客人给的一两毛钱赏钱,另外还有三节的节钱,总共可得两元零钱,这样最不济的佣人,只要有事由,每月可赚到五元钱。所以在讲价时,有些佣人是会看雇主是否有零钱的。

  如此看来,那时的佣人最少一个月也能挣三元,那时三元可以买什么呢?据老北京的史料记载:当时,每块大洋折合四百六十枚小铜元,二百三十枚大铜元,三元就有六百九十个大铜元。两大枚能买到一个香喷喷的芝麻酱烧饼,三元就可以买三百四十五个大烧饼。当时,三十枚大铜元能买一斤五花肉,三元就可买二十来斤好猪肉。

  当时“国货售品所”曾举办过“九九货”大展销,即每一份九角九分。其中一包蓝士林布,两丈长,九角九分,三元买六丈,还剩三分钱。那时黄金比较贵,每两一百零五六元,老秤的一两,约合三十二克,三元工钱,差不多合一克黄金价值。显然三元钱在那时买商品很便宜,可是买黄金就不合算了。

  由于佣人在主人家有吃有住,整年不用花钱,一年到头还多有节赏和其他进项,都攒起来也很可观。佣人手头有几百元、上千元存款的不稀奇,那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所以,主人当家奶奶向佣人借钱,也是常见的事。在清代,男主人欠师爷钱、跟班、听差的钱,女主人欠女佣人钱的都很普遍,这种佣人叫作“带肚子”,他们是辞不掉的,要还清欠款他们才走。刘永加

  重庆11月21日电 (记者 刘贤)各地“抢才大战”热度一直未退。作为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新区的重庆两江新区,将教育资源列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坚持高起点、高端化、国际化,建设教育高地”解题“开发新区如何办教育”。

  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不少企业代表建议政府不断优化人才环境,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关于引才问题,重庆中科云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伟特别建议政府在解决人才子女就学等方面下功夫。

  据两江新区教育局副局长陈昌武介绍,近年来,两江新区教育快速发展,在638平方公里的直管区范围内规划建设174所中小学校,目前已集聚重庆一中、重庆三中、重庆八中、巴蜀中学、西大附中、人民小学、巴蜀小学、耀中国际学校、哈罗公学等一批名校;已集聚研究员、特级教师、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等各级各类教育人才数百人。

  带着“开发新区如何办教育”的问题,记者近日探访两江新区较有代表性的几所学校。

  两江巴蜀初级中学校:唤醒学生内在生长力

  这是一所在两江新区快速发展背景下应时而生的小班化教学的公立学校,投资已达7亿元人民币。两江巴蜀初级中学校校长陈学智是中学英语研究员,教过幼儿至成人多层次英语曾获第二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园丁奖”等称号。在带领记者参观校园时,他对每个角落如数家珍,包括教学楼的地板为什么选择偏绿的颜色。

  谈及自己的办学理念,陈学智总结为“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让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基于每个学生个体的独特需求之上,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使其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张扬。他说,要用科学的、最有效的、适合学生身心特点的方式去唤醒他们内在的生长力。老师的角色是“学生内在生长力的唤醒者”,最终要使学生达到自动自发成长的境地。

  该校采用小班授课方式。每个班36人,可以形成9个学习小组,方便合作探究;可以形成6个行政小组,方便常规管理。其目标是让每个学生获得机会均等的互动机会、每周作业获得至少两次面批机会、每个学生获得一期三次的谈心机会。

  学校还在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我们的口号是‘校园无处不智慧’。”陈学智说。学校的“蜀江智学青年教师成长工作室”引入常态化录播系统,实时记录课堂,进行自评、互评等教研工作,使教师主观能动性与学校智能系统充分结合,提升教研效率。

  星湖学校:深度教学培养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2017年9月投入使用的星湖学校,不到一年已成功立项教育部重点规划课题——《深度教学培养小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证研究》。校长张先彬颇为振奋地告诉记者,课题立项后,以星湖学校为核心,已聚集重庆市内外20所学校形成研究共同体。相关研究成果《课堂教学观察量表》《深度教学策略综述》《深度教学典型案例》已运用到两江新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研究实践中。

  为什么要把数学作为学校学科建设的突破口?张先彬表示,国家需要原始创新,要重视基础研究。IT业发展迅猛,源代码要靠数学。设计制造大飞机的发动机,也需要纯数学等基础研究。星湖学校决定以数学为突破口,撬动小学生创新思维、核心素养的培养。

  落实到具体操作上,张先彬认为,教学目标应是促进孩子对知识的重构和创新。教学过程要让孩子参与、体验、预测、验证,即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星湖学校基于核心素养教育的教学策略——深度教学,有五个环节:情境导入、学情采集、数学化活动、小结提升、拓展应用。为了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进入深度思考,学校还研发规定了“手势语”:有问题、有观点补充、有第二个观点补充等,用不同的手势向老师示意。老师掌握课堂进程,避免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又进入另一个问题的“浅尝辄止”情况,让孩子们安静地倾听、深入地思考。

  英国威尔士一个教育访问团到中国交流学习数学教学,选择星湖学校。张先彬告诉记者,该访问团成员离开星湖学校时说了几个“没想到”:没想到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那么大;没想到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表现得这么优秀,回答问题自信且同学之间有观点冲突,说明孩子们进入深度思考、敢于批判。

  国际化成两江新区教育特色

图为重庆第一双语学校校长鲁善坤带记者参观正在建设的学校礼堂。 刘贤 摄图为重庆第一双语学校校长鲁善坤带记者参观正在建设的学校礼堂。 刘贤 摄

  作为已深耕8年的国家级开发新区,两江新区聚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国际化成为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重庆第一双语学校是集初中高中学历教育、国际教育和教育培训于一体的民办学校。该校以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进行教学,在校区建设、师资力量、教学方式、课程植入上突出“国际化”。2018年,该校学生被包括美国科尔比学院、英国杜伦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在内的名校录取。

  校长鲁善坤曾担任重庆一中校长10余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国家督学常到全国各地考察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情况,看到重庆整体教育质量提高很快,公办、民办学校都办得不错,“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将为重庆提供更多人才,支撑经济发展”。

  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除了基础教育,两江新区也在积极引进国内外名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实习基地、高端职业教育、高端培训机构,发展高等教育。继2015年重庆理工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共办的国际项目开学以来,两江集团与重庆理工大学联合共建的两江人工智能学院今年迎来首届300余名新生。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近日揭牌成立,兼具研究生、博士生教学功能。两江新区将围绕“做大国际学校、做强国际交流、探索国际合作新领域”三个方面,争创全国教育国际化试验区。

  11月21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11个州共32人因吃了罗马生菜(romaine lettuce)而感染大肠杆菌,美国卫生官员20日警告消费者不要吃生菜,并丢掉家中的生菜。

  据报道,疫情始于10月8日至31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透露目前32人感染大肠杆菌,其中13人必须入院接受治疗,一人出现肾衰竭,没有人死亡。此外,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也有18人患病。

  CDC建议美国的消费者不要吃任何生菜,并建议零售商和餐馆不要在食物中添加或出售生菜,直到该机构获得有关疫情的更多信息。

  CDC表示,家中存有生菜的消费者尽管目前身体没有不适,也应立刻扔掉生菜,包括含有生菜的沙拉和沙拉混合物,并需要对存放生菜的冰箱架子和抽屉进行消毒。

  根据CDC的数据,发生疫情的11个州分别为加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

  如何在悲剧的发源地 演好一个中国的悲剧

  通讯员 杨琳惜 本报记者 马黎

  希腊当地时间11月18日,由王晓鹰导演、余青峰改编的话剧《赵氏孤儿》在希腊国家剧院首演。

  这是一次特别的国际合作。

  王晓鹰启用了中希两国的国家级演员,用各自的母语同台表演,演绎出一版双语《赵氏孤儿》。

  中国与希腊,两个文明古国的戏剧对话,面对文化距离、语言障碍,主创如何突破壁垒,在悲剧剧作的发源地希腊雅典,演好一个中国的悲剧?

  早在2016年,王晓鹰和余青峰就萌生了与希腊国家剧院合作的想法。通过希腊驻中国大使馆的牵线搭桥,希腊国家剧院很快接受了双语版《赵氏孤儿》的排演计划。

  “中国戏剧的对外交流,此前从未有过由中国导演、编剧在外国的国家剧院排演一出中国自己的戏剧经典,还是由中国演员与希腊演员同台表演。” 三度曹禺剧本奖获得者、杭州籍编剧余青峰说。

  《赵氏孤儿》是最早与西方观众见面的中国戏剧作品。

  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就曾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剧院连演190场;1781年,德国诗人歌德试图根据“赵氏孤儿”的故事创作悲剧。可以说,《赵氏孤儿》是最早在欧洲戏剧中产生影响的中国经典剧作。

  因此,对希腊观众来说,《赵氏孤儿》的故事本身不难理解,“戏剧艺术表达的人的情感和人性矛盾,对于各国观众来说是有共通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希腊演员和观众理解人物中国式的情感思维和行为逻辑,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道德涵义的领悟。

  排戏前,王晓鹰与希腊演员进行了一周的交流讨论,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比如“义”“恕”“孤”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

  剧本方面,相比14年前的越剧版,此次话剧版给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尾。程婴出于善良的本性放弃了复仇,而他含辛茹苦养大的“赵氏孤儿”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实施了复仇,引出一个深刻的悲剧主题,“一个人的善良并不能那么容易地改变生活的残酷”。

  余青峰认为,这样的结局在感染力和震撼力上,提升了三倍,实现了中国悲剧和古希腊悲剧超越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无缝交融。

  然而,用不同的母语同台演戏,给双方演员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尤其是男女主角,饰演程婴的著名演员侯岩松,和饰演他妻子的希腊演员基尼,一个说中文,一个说英文,两人要在听不懂对方语言的情况下,记住相互交流的接口,作出准确的反应。但在舞台上,他们的表演让观众忘记了他们的语言其实并不相通。

  这次在编排上,不仅保留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传统特点,还加入了一些西方元素。比如,吸收了古希腊悲剧“歌队”的戏剧元素,观众能欣赏到用传统希腊民族音乐来演唱的《母亲之歌》《英雄之歌》。让“歌队”以“局外人”的身份介绍剧情、表达态度,甚至与剧中人“对话”,让戏剧内涵的表达多了一个维度。

  “哭只是表象,而悲剧带给人的是心灵的震颤、人性的考问,和一种无法释怀的交揉着绝望和希望的力量。这一点,《赵氏孤儿》做到了。”余青峰说。